《异乡人：上海的芥川龙之介》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《上海游记》，讲述上个世纪日本著名文人，芥川龙之介，作为《大阪每日新闻》特派员来到上海的所见所闻。

芥川龙之介

对于喜欢日本文学的人来说，芥川龙之介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，对于影迷来说，他的名号同样响亮，电影大师黑泽明的代表作《罗生门》就是以芥川的两部小说，《罗生门》和《竹林中》，为母本改编创作的。

芥川一生和当时日本很多文人政客一样，深受中国文化熏陶，对我国名著如数家珍，有着浓烈的中国情节，这也是他愿意被外派到中国来的主要原因。

但他却不像他的前辈伊藤博文那样，在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知识的同时，顺便吸收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，反而鄙视政治，在他看来，追求艺术才是他人生的意义和目标。

这样一位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坛新星，日后的名家，却在自己35岁，也就是中国行的6年之后选择了自杀。剧中甚至在末尾点出，芥川自杀时还穿着中国布料的浴衣，虽然这有待考证，但依旧让人浮想联翩。那么芥川的这次中国行，是否为他之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呢，我们放到文章最后来谈。

今非昔比的帝国

1921，大正10年，一战后，二战前，也如剧中介绍的那样，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与昭和两个艰难时代的夹缝之间，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阳春。

明治维新前，日本最大的老师还是中国，日本从汉唐就开始盯着我们这块大陆使劲研究了，他们对于这块陆地的执著可能不亚于我们自己，就连书面用语也是标准的汉字，因此在剧中芥川和露露沟通受阻时，汉字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信使。

明治维新后，日本渐渐开化并且西化，军国主义到达顶峰，为这座岛国在甲午战争和一战中崛起奠定了基础的同时，也为它在二战中的猖狂埋下了伏笔。

剧中所处的大正10年，正是上世纪日本人最春风得意的时光，反观那时的中华大地，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，昔日的帝国正在被瓜分和瓦解，好像只要是个外国人就能来这呼风唤雨、为所欲为，其中当然也包括上海。

老上海的浮光掠影

初到上海的芥川，刚出站就被拉客的人力车夫团团围住，包括之后吃到甜头就强买强卖的老太婆，它们都是典型的中国景象，相信每一个在中国生长的人都不会陌生，因为这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旧魅力不减，而芥川的中国世俗文化之旅才刚刚开始。

那时的上海，绝对是中国最繁华也是最国际化的城市，熙熙攘攘的街市，满地的外国人，热闹且充满活力。说它是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中心也不为过，丝毫不逊于之后的香港。

在体验过嘈杂的市井后，芥川来到既是餐厅又是舞厅的高档场所，这样的场面在芥川心中，与日本四处隔板的室内设计形成了鲜明对比，直接彰显了我天朝文化之精髓——大气。

在拜访退居在野的郑孝胥时，芥川对于中国套路又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政治家口中的清贫只是说说而已，远离世俗和安贫乐道在他们口中可以和待价而沽划上等号。之后郑孝胥亲自为他点烟的行为令他受宠若惊，这样的待客之道在日本还不常见，更别说以郑孝胥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，也是当时的芥川远不能及的，这样礼仪的背后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展现——讲究。

但是熟读中国名著的芥川本不应对这些感到惊讶，笔者倒回去看了下芥川在给友人介绍自己书单时提到的几本书，唯独少了《红楼梦》，可能这就是原因吧。不过这样的设定应该是本剧故意杜撰的，因为在现实中，别说《红楼梦》了，连《金瓶梅》和《肉蒲团》芥川也都烂熟于胸。

在体验完上层建筑后，镜头直接切到了市井底层，影片也将这一段取名为罪恶。再光鲜亮丽的舞台，也得有如百鬼夜行图般的幕后。强盗、站街女和瘾君子先后登场，芥川对于他们的态度显然是鄙视的。

上层有上层的玩法，底层有底层的活路，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中国独特的世俗文化，缺一不可，就如芥川所感受到的京剧一般，再高雅的戏剧，缺了那股喧闹声也不行。

而在当时，最能将世俗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地方，其实是如今已成历史的青楼。那时的每个青楼中总会有一个叫林黛玉的女子，好像不读红楼都不配当头牌一般，如今这样的传统我们只能依稀在足道店中窥见。

剧中芥川同意被外派到上海有两个缘由，一是为了写出游记，二是为了逃避女人。显然，芥川为了逃避日本女人所选择的方式，就是在中国青楼中找其他女人，甚至是男人。这样做的后果是，芥川不仅陷的更深，还在这个原是日本小阳春的明媚年代，被蒙上了一层独属于中国的时代悲怆。

如此戏剧化的设定同样是本剧刻意而为之的，因为在原著游记中，并没有露露这个男人，也没有玉兰的人血核酥。

本剧在对中国世俗和文化的展现上，方向很准确，但内容很欠缺，仅仅停留在表面，对于剧中的芥川和剧外的观众来说，这充其量只是一次奇观式的体验。连本剧最热衷的上海青楼景象，也有种诡异的抽离感，远没有我们自己的《海上花列传》那样真切。

精英的审视与文人的意淫

再者，芥川在剧中接触的人都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，就算是在青楼，深入接触的也是曾经辉煌过，如今家道中落的露露和玉兰，而对于当时中国的底层生活，他刚看到了现象就匆匆走过，在根本不知道他们真正想法时，就已得出了结论，并且以此和革命先烈李人杰开始了攀谈交心。

除了精英视角外，他的文人习性也展露无遗，观察市井百态时充满了文人的浪漫，就连路边的乞丐，在他眼中，也多半是某位神仙的化身。

特别是在他劝说露露少吸鸦片多读书的时候，完美地体现了所谓军人逼良为娼，文人劝妓从良的传统。

从这点看，本剧对于中国底层的剖析，远不及之前那部同样是NHK出品的《三和人才市场》，或者说它本就没有这个打算，本剧更多呈现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审视和意淫，就像影片开头所引用芥川的那段话一样，“没有良心，只是神经”。

最后，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，芥川的这次中国之行是否对于他的自杀有影响。我认为有，但肯定不如剧中刻意营造的那么强烈。

芥川作为一个追求极端艺术和深刻怀疑主义者的形象，是早在中国行之前就形成了的，从他的遗稿《傻子的一生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虽然他热爱中国文学，但西方哲学对他影响更深。同时，作为一位上世纪的日本文人，也如芥川自己所讲，“没有良心，只有神经”，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日本作家的普遍特性，芥川、太宰治、三岛由纪夫、川端康成……顶尖文人通过自杀来完成生命的行为，在当时的日本好像成了一种风气，因此在笔者看来，关于自杀的原因，应该更多从日本自己身上找，中国是赖不上的。